在古中国时代，夏商周朝基本上属于联盟组织，类似于现在的代理商制度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正式建立了秦国集团，下设事业部、分公司以及办事处(郡县制)。只有集团有法人资格，其他机构则没有，财权、人权全部收归到总公司，实现了高度集权化，这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制度变革。

       之后是汉朝集团，继续实施之前的代理商制还是事业部制，是集团CEO刘邦伤脑筋的问题。最后，他采取了一朝两制：对总部附近即京畿地区的势力范围按照子公司的模式运行(它不同于秦国集团的分公司制)，而偏远的地方则采取代理商制度，让其他人去开拓，给足优惠政策。

        这些子公司掌握着属地地方赋税和官员的任免权力，有法人资格，被称为“藩国”。“藩”就是篱笆，藩篱意思就是说这些子公司像篱笆一样，在京师周围保卫中央总部。这些子公司老总都称之为“藩王”，刘邦规定必须是刘姓子弟才能当子公司老总。

       但当这些子公司老总势力坐大、不听总公司话的时候，就需要抑制他们。为何叫“削”呢？就是慢慢来，今天切一点，明天再切一点，一点点把他的势力切小，这就叫“削藩”。如果变成了“砍藩”，挥起大刀猛砍，那就有可能被子公司反噬，两败俱伤。

　　汉景帝就是因为听信了智囊晁错的建议而“砍藩”，引发了八位子公司老总的造反，差点连CEO的宝座都坐不稳了。

汉景帝的莽撞

       汉朝集团自刘邦创立，后被其妻吕氏夺取大权，任用自己娘家人搞得总公司鸡飞狗跳。最后被主管销售的高级副总裁、元老周勃拨乱反正，迎接刘氏后人刘恒重掌大权，史称汉文帝。

      当刘家、吕家内讧的时候，各子公司的发展却蓬勃向上。当汉文帝坐上CEO的宝座后，基本上已经形成了“弱总部强地方”的格局，子公司的强大使他们对总公司的政令阳奉阴违。虽然有不少朝臣不断建议削藩，但汉文帝深知时候未到，多次驳回了此类条陈。

       等到汉景帝继位，总部的势力已经开始有所恢复，但仍不具备削藩的实力。

      这时，一个重要人物——晁错出现了。此人学贯儒法，知识渊博，时任CEO高级助理。他做了一番市场调查后，向汉景帝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《削藩策》，建议马上削藩。比起自己的父亲，汉景帝对大势的把握要差得多，他糊里糊涂地就同意了这个建议，并任用晁错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

      上面要削藩，下面的子公司老总肯定不愿意。在子公司里，这些老总就是皇帝，说一不二。作为既得利益者，他们谁愿意把自己的权力白白交上去？所以，发生冲突和矛盾是必然的。

      可这时候，作为削藩项目负责人的晁错就认一个死理：不削藩国家就会乱，这些人势力大了迟早都要反。最后说得犹疑不定的汉景帝也同意了。不过这君臣二人却没有想到万一如果这些人真的造反了，他们该怎么办？

       由于估计不足，当子公司老总纷纷发难的时候，该项目负责人晁错就只有作为替罪羊，被汉景帝骗到刑场处死，将矛盾暂时缓解下来。

       宋朝的苏东坡写了一篇《晁错论》，指出了这次削藩的失败原因。他认为，削藩这件事情是正确的，否则非常不利于整体的长治久安。但是，汉景帝的削藩却犯了三个错误：一、选错了削藩的时间；二、选错了削藩的人；三、选错了削藩的方法。他认为要想此事成功，必须“前知其当然，事至不惧，而徐为之图”。

        知其当然。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，把握厉害关系，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。晁错没有想清楚。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：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”。只有这八个字，没有做什么可行性研究，没有可操作方案，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，仅此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 事至不惧。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，因为你做的事情，是非常难做的，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。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，指挥若定，然后还要“徐为之图”。

        徐为之图。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、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，事缓则圆。要逐步一点点去实施。

　　对苏东坡的思想领会最深的要数清朝帝国的康熙。他在平三藩的过程中，充分运用了这三条策略，和自己的祖母孝庄文皇太后筹划了五年左右，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，然后从最弱的藩王尚可喜打开突破口，徐徐图之。最后面临吴三桂势如破竹的造反，不慌不忙，御驾亲征，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取得了圆满的结果。

汉武帝的渐进法

       自己的父亲因为削藩郁郁而终，汉武帝刘彻却牢记这个教训。

       当16岁的刘彻坐上CEO宝座的时候，经过文景之治的汉朝集团已经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，社会安定，人心思安。但子公司日益做大，总部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，总部的高管们却醉心于表面的太平盛世，开始奢华腐败。

        对此，刘彻充分吸取了父亲的失败经验，集聚了足够民心和人才后，才开始破局的第一步——推出推恩令。

　　在当时藩国，藩王去世后，嫡长子作为继承人继承他父亲的所有领土和权势，其他孩子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汉武帝的高级助理主父偃提出了一个新政策，内容是经过报请皇帝同意，诸侯王可以把自己封地的领土，划分为若干部分，封立他的子弟为侯。这些侯国的名分要由中央确定，而侯国的领土来自于原来的诸侯王国。

　　这些侯国一旦确立，就不再隶属于原来的王国所有，而转属附近的郡，也就是说改属中央直辖领导。起名为推恩令——就是把皇帝的恩泽推广开来——在这样一个好听的名义下，各藩王名义上没有任何损失，但却使他们的绝对领土很快由大变小，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股独大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 随着第一步的顺利实施，刘彻又逐步颁发了左官律、附益法、阿党法等新的规定，进一步收回了地方权力。所谓阿党法是指“诸侯王有罪，傅、相不举奏，为阿党”。阿党是重罪，由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在诸侯王国出任傅和相的高级官员，如果诸侯王有任何的不轨行为没有事先发现，或没有向中央朝廷举报，就要被按照阿党之罪处置。

        通过推恩令分化各子公司内部势力，然后通过阿党法让下面的高管彼此监督，使他们面对“囚徒困境”不得不选择抢先告发，最后将子公司的财权和人事权归置中央，把子公司变成分公司，甚至有些子公司改为办事处。在不知不觉中，达到了削藩的最终目的。

       可惜的是，明朝的建文帝朱允文却没有这么幸运，与汉景帝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在自己刚继位不久，朝局不稳的情况下，采用了大儒方孝孺的削藩建议，最后被自己的叔叔朱棣赶得不知所踪。藩没削成，却把自己的皇位给削没了。